别涛透露，环保部正在会同保监会抓紧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有关方案和规章，选择环境风险较高、环境污染事件较为集中的领域，把相关企业纳入强制投保的范围。

老年痴呆症协会的研究部经理华特森(Clare Walton)认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空气污染物里的磁铁矿颗粒能够进入人体大脑中，但并没有说明这会对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她指出，造成老年痴呆症的原因很复杂，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够证明住在城市里或者污染严重地区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而这些进入大脑的污染物还可能与老年痴呆症有关联。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在脑组织内发现了含其他金属的颗粒物，包括铂、钴和镍。墨西哥城曾被称为世界十大空气重度污染城市之一。但也有其他研究人员警告称，虽然这项新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目前还无法证明大气污染物颗粒会导致老年痴呆症。据BBC新闻和《卫报》当地时间5日报道，《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于近日发表了这项最新研究。

另外8人来自英国的老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年龄从62岁到92岁，部分患者死于神经变性疾病。但是在研究中，所发现的磁铁矿颗粒呈圆形纳米球状，这些是从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加工、发电厂以及燃煤等燃烧源中释放的物质。结果是法律、政策和技术手段也随之失灵，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偿的综合防治体系也就经常落空。

农民和村庄在没有意识和准备的情况下跳进了陷阱，政府却并没有及时出场。总之，即便不包括工矿业的污染和破坏，仅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排放的污染物、废弃物，就已经超过了农村的水土所能容纳和自然降解的程度。那么如何放开并接纳农民的组织化参与，就主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职能部门的环保机构大多不在场(直到2011年，仍然有95%以上的乡镇没有环保机构)，而农业、水利、国土、建设等有关部门也极少会关注环境。

这也意味着，已高度破碎了的农村社区，已经缺少最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重建的能力。另一项是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程。

实践或实验将会带来传统思维的挑战，如果继续回避这种挑战，缺少主体性的新农村建设很可能变成另一种方式的旧农村破坏，而美丽乡村也只能是为旅游业打造的盆景了。但是在超出期限一年多之后，对三个示范点的随机调查发现，有的工程未建，有的设施建成后成为摆设，而耗资较大的设施往往是缩水重点，污水处理管网都未铺设到位，污水进不了收集站，仍然直接排放。政出多门、彼此分离(同样是采煤沉陷区治理，领头的先是发改委，后是建设局，中间还有农委)，缺少监督的行政体系，既造成治理规划缺乏连贯性和周密，又导致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效应递减甚至改头换面。农村问题的环境维度：复合污染集大成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以凋敝为主调的农村问题。

二是专业化、规模化必然伴随的品种单一化，又分别造成了两个被隔断了的领域的恶性循环：有机肥的减少和多种作物组合具有的抗病虫害能力的下降，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化肥和农药，这反过来造成土质的恶化和病虫害的增加;而高密度的规模化饲养，也更容易引起畜禽疾病频发。但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以营利为大的企业并不太在乎生态环境和其中的村民;负有监管职责的地方政府会为了GDP、税收乃至个别官员的寻租黑幕而睁眼闭眼;处于分散状态的村民既缺少知情权和守卫乡土的意识，也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名义上代表着村庄利益的村干部，又恰恰可能是污染和破坏行为的先锋或内应。与生产领域的巨变相伴的是日常生活用品的化学化。按照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农业部门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占到全国排放量的44%、57%和67%，以至于农业部门也认为到了不得不治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的零增长。

以我本人的观察和理解，迫切需要治理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有醒目的黑水存积、垃圾堆放的村庄，平原地带、大中城市郊区的大部分村庄都可归入此列;二是盘踞着各种污染工厂或养殖场的村庄，这在那些工业扩张迅猛的地区，以及规模化养殖较发达的地区较为多见;三是有矿产资源开发的村庄，表现为严重的生态破坏，比如能源大省山西，它的矿产资源型村庄就达5266个，其中近3000个村庄(约200万人)位于煤炭采空区，存在水源枯竭、土地沉陷、房屋开裂或坍塌的状况。当然，理解农民的环境不道德，必须放到市场化、工业化、化学化了的农业结构体系中去分析。

主体是谁呢?除了不良企业或企业家，还有不道德的农民两亿左右的农户或相应数量的耕种者、养殖者。一项是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2011年宣布完工后，覆盖的目标人口不到原计划的75%，在实际解决了305个村之后却再无下文。

这样说情感上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但是事实。在此之后，情况又有什么变化吗?让我们来看看某能源大省(也是全国环境污染负荷最大的省)的两项大规模治理工程。这意味着，在环境污染或破坏的层面上，存在着一个共犯体系。是1978年的6.8倍，多于1970年代十年的用量)，相当于印度和美国用量的总和;其中冀、鲁、豫、苏、皖、鄂6省就达2523万吨，小麦大省河南则突出地达到706万吨，平均每公顷耕地施用800多公斤。这些让人无语的状况，是否也反应了当前的治理危机?可问题不单单是历史遗留，依据调查所获，在中层和基层仍然存在着权力结构，个别地方制造灾害和污染的政商关系或官煤关系仍在主导着、阻碍着灾害和污染的治理，高层的决断在这些地方很容易遭遇肠梗阻。每年90多亿吨生活废水(平均每个行政村十几万吨)大都是直接排放，近3亿吨生活垃圾(不包括从城市运去的)大都是直接焚烧、填埋或丢弃。

撇开二十多年来城市化大跃进过程中已经消失或铲除的一百多万个自然村，以及少数的明星村不论，大部分现存的中国村庄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一道恶化，并相互交织。按照环境保护部五年前的说法，在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有20万个村庄的环境迫切需要治理。

我个人的判断，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农村的环境形势可能最为严峻。在这样的结构中，即便农民形成了环境自觉，发现他原先拥抱的东西竟成了陷阱，要他冒着降低收成和收入的风险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是不可能的，因为众多的个体共同酿成的环境危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个人能解决的范围，甚至也超出了一个村庄所能解决的范围。

与此相应，迄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业农村污染的监测和管控体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众多的污染主体和缺失的环境监管保护机构共同形成了共犯体系。

一是种植与养殖的分离，它割断了传统农业种养结合、相互依赖的内在循环，使原先的变废为宝转化成变宝为废，以至于秸秆燃烧和畜禽粪便都成了重要污染源。作为2011年列入的第二批示范省，时间三年，计划投入15亿元，整治1200个村，村均投入125万元。它们大都不再是家禽家畜，而是肉蛋奶生产机器，也是造粪机器：仅猪、牛、鸡三大畜禽的粪便排放量即达27亿吨。作为世界最大的肉、蛋生产国(2014年肉类产量8700多万吨)，对应的是15亿头/只猪牛羊和数百亿只鸡鸭鹅。

总之，人员、知识和资金(当然还有法律)都没有与污染一道下乡。结构性困境与共犯体系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通常被归纳为点源和面源叠加，外源和内源叠加。

农药的施用量没有公布，可参考的是生产量，从1978年的50多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180万吨(原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特征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一起恶化并相互交织，而复合性污染在当今世界的农村中也最为严峻。

后者既可以解释为农民的社会文化逻辑(因感到污染解决无望而被动适应或主动开发出水体的纳污功能)，也意味着无公德的个人有意识地加剧了污染。当然，源之说并没有直指污染的主体。

一些地方的个案资料显示其喷洒强度：一季水稻可达15次，果树从开花到采果约20次，青菜平均每周1次，草莓3天左右1次，苦瓜则到了用刷子刷、用桶泡的地步。在投入方面，国家财政更加热爱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建设主要依赖于窘困的乡镇财政。在这个层面上，最终的滥用主要是缺少环境知识和环保意识造成，同时也有明知影响很糟却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下述)。这里的社会文化逻辑，与贯穿于企业污染过程的政治经济逻辑其实是相通的，如果注意到许多工厂主和养殖大户本身就是壮大了的农民，就会发现，政治经济逻辑是以社会文化逻辑为基础的。

或许正是有了公共权力的认识滞后，懈怠和低调，农村环境污染的共犯体系才逐步完善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副总监兼首席合规官Nessim Ahmad说：联合国报告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2010年，亚太地区城市化人口增加了10亿人，预计到2040年人口会增加到20亿人。

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有97%的城市空气污染处于不健康水平。比如，心脏病、中风、癌症，以及慢性肺炎等，可能都与空气污染有一定关系。

同时，不断提升治理和管理能力。健康影响研究所(HEI)副所长、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董事会主席Robert OKeefe对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的努力表示肯定，并指出：如果中国能持续已经开展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将获得可观的健康效益，可减少过早死亡人数达27.5万。